
陈锡联的“圆润”,表现在他很会处理人事关系。
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同时调来的还有人称“赖胖子”的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毛远新(左)与陈锡联(右)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全部返国之后,沈阳军区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战略军区。它辖下共有8个野战军的编制,为当时所有大军区中拥有部队和兵员最多的。因为沈阳军区是首都的屏障,与苏联和朝鲜接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赖传珠是老资格,比陈锡联大5岁。他1927年就入党,而且上过井冈山,是红四军的成员,属于朱毛红军的嫡系。此时陈锡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中委,而赖传珠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在新调整的沈阳军区党委内,赖传珠排名在陈锡联之前,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锡联是第二书记。
陈锡联不仅对此安排表示服气,而且处处表现得对赖传珠非常尊重。他曾经回忆说:“‘陈赖首长’,是军区的同志们对我们两个人的习惯称呼。在他们看来,陈赖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
1965年12月24日,赖传珠因为急性肝功能衰竭合并肾功能衰竭,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年仅55岁。陈锡联很沉痛,他写了悼念文章,写道:
“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互相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正是我和赖传珠同志紧密团结的影响下,我们军区领导班子非常团结,进而带动了军区各级领导班子都非常团结。上上下下工作劲头很足,办事效率很高。”
短短一段话用了六个“非常”,可见他对赖传珠的评价之高。赖传珠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1955年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时,作为在总政治部干部部管理这项工作的人,赖传珠主动提出自己评为中将就行了,他的资格本来是可以评上将的。后来经过中央军委研究决定,还是给他授予了上将军衔。
赖传珠也不忘家乡的父老,他把自己在家乡的祖屋全部充公,改造成了敬老院。他先后为家乡捐献抽水机用于抗旱,在三年困难时期挤出物资救济乡亲,帮助家乡人民渡过了难关。
但是在沈阳和另一个人共事的时候,陈锡联的“圆润”就有些变了味道了。这个人就是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对于毛泽东来说,有点遗憾的是,他最欣赏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还有一个儿子毛岸青有了精神疾病不堪大用,这样毛泽东的目光就放在了侄子毛远新的身上,把他作为接班人培养。
毛远新的大学是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的,所以文革开始,他就参与了黑龙江省的造反。1967年1月,他已是黑龙江省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前他把黑龙江的造反经验传授到了吉林的延边。毛泽东赞赏此举,批示给周恩来:“总理应该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布置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毛泽东还指派周恩来亲自去找毛远新谈,几乎同时又让毛远新关注辽宁。因为在东北三省中,辽宁无疑是最重要的,而且又是沈阳军区所在地。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在中央的批示中,毛远新列名为副主任,排名第七。对于这个安排,陈锡联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文革期间很多人摸不清楚伟大领袖究竟想干什么,连刘少奇、周恩来也是一头雾水,远在沈阳的陈锡联更是不得要领。有毛远新这样能直达天听的人在身边,有利于捉摸透北京的所谓中央精神,不会走错路。
但是有人说是陈锡联提议毛远新到辽宁任职,这就不是事实了。在当年4月,陈锡联向中央文革并军委办事组提交的关于筹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第二次修改稿)中,完全没有提及毛远新的名字。这一定是毛泽东的安排。
陈锡联1973年12月调离沈阳军区。一个月后,军委突然任命毛远新为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接着又免掉前面的任命,再任命他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后来又由中共中央批准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这些任命同样不是陈锡联能够决定的。这样几次任命:说明毛远新的接班人态势已经充分显现。
不过,陈锡联和毛远新在辽宁共事5年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也被质疑。他把毛远新奉为辽宁以至全东北的“太上皇”。一个上将对毛远新这样一个年轻人阿谀奉承,难免被人看轻。
但是他这一宝押对了。因为他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也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江青,那个时候也竭力培养毛远新,而且有话语权。陈锡联后来的政治行情不断看涨,这里一定有毛远新的“美言”。
按理说,他理应在伟大领袖指出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因为他也是实际的受益者。但是他对老领导邓小平也频频释放善意。
邓小平恢复主持军委工作以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邓政委当年是129师的政委、二野的政委,能够在邓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还对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邓小平感到满意。有些情况,他也及时汇报给邓小平。
毛泽东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之后不久,江青给他打电话要找他谈话,他就把这件事向邓小平说了。邓小平说:“她要找你谈,不谈也不行。”其实邓小平知道,江青是想从陈锡联这里了解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事后他就把这些情况向邓小平和叶帅都汇报了。
然而,当他知道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负责的国务院和军委不满以后,他就立刻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帮助周恩来认识错误,帮助李先念端正态度。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比较坚定地和华国锋站在了一起。在中央工作多年的陈锡联,知道谁才是最靠得住的,而四人帮没有了毛泽东的加持,已经岌岌可危。
在为毛泽东守灵期间,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也跟了进去,对李先念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总要采取个办法。”李先念说:“总会有办法的。”并示意他不要再往下说了。
陈锡联也对叶剑英说过:“这个时候中央可能开会,他们几个人闹起来可是麻烦,还是个别解决的好。”这样,他就向叶剑英、李先念和华国锋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所以他成了粉碎四人帮的参与策划者和组织成员。
唐山大地震把陈锡联在北京住的房子震裂了,他就搬到了位于东郊民巷的国务院第14号宾馆临时借住,正好和华国锋住得很近。他到唐山慰问部队后,回京就直接去了华国锋家。华国锋在家里等他,对他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一个信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华国锋说的“他们”就是指江青、张春桥等人。华国锋表示,他已经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做了一个抓的手势。
因为华国锋曾经几次和他在一起谈过四人帮的事情,所以他的态度华国锋是了解的。华国锋问他:“部队情况怎么样?”陈锡联说:“部队没有问题。”这个部队主要是指北京卫戍区,是首都的军事力量,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
因为调动部队需要军委批准,而陈锡联是当时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受华国锋的指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先后到了陈锡联家里。陈锡联当面给他们布置任务,授权他们可以根据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
当天晚上,华国锋又步行到了陈锡联家,同他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特意提醒华国锋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华国锋嘱咐陈锡联不要出去,就在家等着,以便随时联系。按照约定,陈锡联当天晚上就没有外出,在家里等电话。
后来华国锋亲自给陈锡联打了电话,告诉他事情解决了。陈锡联招呼工作人员备车上玉泉山。
陈锡联毕竟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受重用的,即使他不算四人帮的亲信,也会被当时受打击和受迫害的人侧目。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对陈锡联的议论也多起来了。例如说他夺了叶帅的权,例如他在辽宁和毛远新的关系等等。
这个时候,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为他说话了。陈锡联曾经向华国锋提出,请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就等于他要退下来。华国锋说,叶帅要协助他处理国内的事情,军委的工作还是由他继续主持。这是表示了对他的放心。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陈锡联就和李先念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要和他握手。他兴奋地说:“不粉碎四人帮,就见不到你了。”
1978年的秋冬之际,邓小平约见陈锡联。陈锡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老首长。一见面,他就诚恳地检讨,说:“在我的一生中感到最对不起你的,是你在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我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上总可以说一句话,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我却没有说。”
邓小平摆摆手说:“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陈锡联又坦白说自己存在的错误和不足。邓小平劝他说:“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后来在一些场合,有些老同志对陈锡联有些看法,主要就是讲他1976年春天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务工作。邓小平就适时为他解围,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他不是造反的人。”实际上陈锡联当时“夺”叶帅的权,也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而是受毛泽东的指令。邓小平的这些话,让陈锡联少受了很多骚扰。
在陈锡联回忆录中,他对保护过自己的邓小平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说邓小平关心爱护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使他终身难忘。陈锡联是懂得感恩的人。
1990年9月,徐向前元帅病危,陈锡联急匆匆跑到医院,望着病床上已经昏迷的老首长,流下了眼泪。他说:“徐老总,战争年代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真想救你一命。”那是1930年红军内部肃反期间,因为一点小事,陈锡联也被抓了起来,是徐向前下令放了他。

1994年9月,中央军委委托陈锡联到太原出席徐向前铜像揭幕仪式。那时候陈锡联的身体已经不好,但他还是去了。他说:“战争年代徐老帅救过我一命,今天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也要去参加。”
1980年1月,陈锡联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当选中顾委常委。1999年6月,他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5岁。
一员战将没有倒在战场上在线配资门户,一个政治人物没有倒在政治漩涡里,陈锡联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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