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椎子”，“动刀子”。并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两幢教工宿舍改为监狱一样的隔离室。重点人员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准治疗。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的泣不成声的讲话录音，将人逼疯、跳楼，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本文原题为《张春桥其人》，作者李海文， 党史专家
《张春桥狱中家书》面世以后，有人被张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充满了爱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误以为再发动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集会纪念张，为他招魂。如何认识张春桥，再度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篇文章，不可能说尽张春桥的方方面面。本文只想选取与其家庭和经历相关的视角，来透视张春桥到底是一个高蹈理想的殉道者，还是一个充满心机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谆谆长者，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弄权政客？
审判台上的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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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
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于1937年9月1日开始上课，到10月学员已经有五个队，共约 600人。学员不仅有小学生、也有像张春桥这样的初中毕业生，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学期一般是 3个月。11 月 1 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政治部）、总支委。学员分为队、分队、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100到120 人，由队长、指导员、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 8-10 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班长、副班长由学员选举产生。注 20 当时的队长、指导员都是由长征干部或内战时期的干部担任，副队长以下的干部由学员选举。
张春桥只是一般学员，留校也只是干事而已。
查阅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1938年4月中央决定在陕西旬邑县看花宫成立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分校校长率大部学员于5月30日离开延安迁到旬邑县看花宫。成仿吾留总校主持工作。政治部宣传科长是申光。
李维汉回忆是从 1979 年开始，由他口述史实，并提供调查线索，然后由协助整理的同志根据他谈话的基本内容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并向知情人采访整理成文，再由李维汉亲自审阅，反复修改。1986年1月出版。帮助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有王淇、吴良珂、宋金寿等 8 人。王淇曾是解放战争参加共产党，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教师，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室委，现年 90岁。陕公办了不到 4 年时间，培养了 11000 多名学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陕公学习过的学员大都是六七十岁，活跃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所以李维汉回忆申光是宣传科长，不仅是他个人回忆的孤证，也是王淇等同志调查的结果。
文革前张春桥在干部登记表中填的是：校刊编委会宣传部长。这是一个群众自治组织职务，不是行政职务。1939年12月，张春桥担任的是华北联合大学宣传科长。这年 7 月陕公和鲁艺、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离开陕北到了敌后晋察冀边区。
毛泽东很关心陕北公学的工作，多次到学校做报告，并题词。张春桥在延安时也听过毛泽东的报告。他和毛泽东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更不会得到题词。所以他在信中说“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至于那张题词，他说：“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张春桥为了维护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不惜编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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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的家书会让人误认为他仅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热衷于思想理论，其实，他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限于篇幅，我仅举胡永年一个例子。
文革初期，上海足球队队员胡永年造反，被张春桥看中。1967年1月，全市掀起第一次反张春桥的高潮，张春桥指使胡永年四处镇压。胡永年调动人马，把在南京路刷反对张春桥大字报的红卫兵强行拖入体委大楼，进行围攻、辱骂，并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胁他们将大字报撕下来。张春桥吹捧胡永年为：“我们的胡司令！”“我们的大炮！”1967 年 6 月，市体委革委会成立时，张春桥亲自将原上报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人拿掉，让胡永年担任上海体育革委会的主任，后来张春桥点名让胡担任市革委会委员、市文教组核心成员、市保卫组副组长，亲自委托他抓上海的“社会治安”，甚至将胡评为全市先进个人。1968 年 4 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投桃报李，胡永年立即到体委的基层单位拍着胸脯叫喊：“张春桥我就是要死保，保定了。”他带人看地形，策划武斗方案。
1967 年至 1968 年，胡永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在社会上到处插手，挑动武斗，大搞打砸抢。他把工人群众成批地捉进体委大楼，强迫他们脱去鞋袜，跪在地上，或绑在长凳、乒乓台上，胡永年带头用鞭子抽，木棍、铁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放狼狗咬，将人打死。1968 年 1 月胡永年召开体委系统大会，在会上，他说：“气氛不够”，带头毒打干部，许多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有的被打成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齿掉了好几个，有的当场大腿被打断，有的被打倒，还跳上背部继续用脚踩，还不能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之后，体委系统打人更加肆无忌惮。他经常说这个单位的当权派不老实，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开现场会，他督战、动手对一名干部审讯，一边打耳光，一边要他回答问题，让他举起两手，稍微垂下来，胡永年就用烟头烫，用大头针扎。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在他的现场示范后，体委系统的逼供信更加猖獗。
1969年春节体委系统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恶行径，张春桥、王洪文立即通过马、徐、王派人将这场斗争压下去。后来在“一打三反”中群众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却说：“上海的几个司令，胡永年还是比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来。
1974 年毛泽东指示解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并分配工作。张春桥极力阻止，同时下令要给一批因表现不好而被群众反下去的老造反派“落实政策”。马、徐、王按照张春桥旨意让胡永年当体委副主任，重新提上来。
张春桥授意要把胡永年拉入党内，对他的严重问题，采取“不要内查外调，不要接触本人，从现有材料中找出结论”的办法。这件事由于遭到体委系统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1975年徐景贤找胡永年密谈，当面给党票，说：“祝你早日入党”。王秀珍向胡交底：“你们这些人的组织问题，要通过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领导，你们可不要着急呀。”
以上所举股票配资精选，不过是张春桥在台上期间的几个侧面而已。就这也足以看到他的人格并非表里如一，施政更无人性可言。后人读书，切不要被他书信集中营造的家庭温情、“革命理念”一叶障目，而忽视张春桥真实、丑陋、残酷、血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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